亲爱的大江健三郎：
我很高兴收到您的信，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尽管自从1979年——都过去20年啦！——东京的那顿午餐之后，我们也只见过两次面。从那时起我一直通过读您的书与您继续交谈。这些年来我读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的译本，这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一部作品会给我带来几个小时的愉悦，尽管有时候也会有些许不快。
读您的作品，我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几乎同龄，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书；我们俩都是从青年时代起就被美国小说家和法国文学深深地吸引，我们在对存在主义学说、萨特与加缪之间的论争以及那年头儿流行的关于“承诺”的信念的懵懂迷醉中成长。有观点认为文学不是纯粹的消遣，它可以深入生活，塑造读者们的感知与良心，由此，好也罢，歹也罢，总会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这一观点已不再流行。轻松文学的作者们，我们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以嘲讽的怀疑主义舍弃了文学。不过，我认为我们继续写作是正确的，带着幻想，或许毫无根据，幻想着文学除了供消遣片刻之外还能起点别的作用。
我不知道日本笔会在70年代没有抗议对韩国诗人金芝河的迫害行为。在我担任国际笔会主席的三年里，我发现有些中心没有履行反对严格检查与对作家的政治干涉的职责，这本是笔会秉行的宗旨。我所知的最让人痛心的案例是关于阿根廷诗人安东尼奥·迪·贝内德托（AntoniodiBenedetto）的，他是军事独裁的牺牲品，为使他获释，国际笔会曾多方呼吁，而他在坐牢期间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笔会开除了，理由是他没有交纳会费。然而，像这样的丑闻性事件只是例外，并非常规。一般说来，大多数的笔会中心会为了保障知识分子的自由及为使不同信仰、不同党派的作家们和平共处结成统一战线的。就像最近国际笔会在做的事情，为反对伊朗的宗教狂热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进行积极的努力。
在您的信中提到，有些作家在造成引起宗教或政治狂热的毒害的过程中起到了同谋的作用，这一直是个使我不能平静的问题。在纳粹主义竖起的断头台下、炼尸炉旁，都曾有知识分子准备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同样，站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门口，还有人在否定它的存在。一样的道理，被伊斯兰教教义点燃的地狱里也有它的文人领班；令人难以忘记的是，那些种族主义罪行与波斯尼亚的“人种净化”运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精神病专家、诗人拉多万·卡拉兹克（RadovanKaradcik）博士。卡斯特罗的独裁已经实行了40年的铁腕专制，在拉丁美洲与西班牙还有他的知识分子追随者。秘鲁的“光明之路”，自1980年以来，其恐怖主义活动已使数以万记的无辜者丧生，并且他们坚决致力于推翻民主政权。这样一个组织的创立者与核心人物竟是一位老哲学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康德研究的。
如何解释以暴力救赎的神话迷住了如此之多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呢？或许，他们对民主感到厌恶，认为这是一种拒绝完美而以平庸作为社会理想的体制。统一与妥协保障着多样性的共存，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一种并非最坏的伦理道德。有完美的独裁，而民主只能是不完美的。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将完美的美学或者文学理想移植到政治现实当中而屈服于极权的诱惑，并表现出他们令人羞耻的天才。因为极端的完美社会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为宗教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已使行将结束的本世纪血流成河。
因此，经过年轻时对完美社会的梦想，30年前我就相信为了人类文明的残余，最好是忍受民主的缓慢而乏味的步伐，而不要去找寻那会带来大灾难的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然而，我们难道能够摒弃我们对绝对的渴望吗？正是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人类的丰功伟业，从科学发现、艺术成就直到个人典范。放弃天空与星辰既不可能也不令人向往。可是，要知道那个美丽、合理、公正、无瑕的相关世界，随着我们的欲望，只会存在于艺术、文学与幻想之中，或者存在于少数另类分子的孤独的生命轨迹之中。这个世界无法与公众生活的现实世界相提并论，那里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事物与矛盾的欲望，为了不向暴力屈服，需要一项游戏规则，使我们一再贬值而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的牺牲品。换句话说，前进的道路蜿蜒曲折、令人恼火，还总是受到退步与民主文化的威胁。
您的小说塑造的人物当中，我对不幸的“鸟”独具特别的亲切感，他是《个人的体验》中的英雄，他的形象充分说明了我力图阐释的东西。这是个相当不幸的人物，怀了“怪胎”的念头从他的内心深处为他带来深深的恐惧与破坏的本能。这在实际上将他变成了一个小“怪胎”，他这个父亲急切地盼望新生儿的死——已是危在旦夕了——将他从制造了一个畸形儿的令他透不过气来的负疚中解脱出来。可是，痛苦也触动了一直沉睡在心底的同情与正直的轻弦，到故事结束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鸟”。他履行了做新爸爸的职责，没有惊恐，甚至带着隐隐的喜悦。他没有变成圣徒，也没变成超人，他只是成为比原先更好些的一个人。一个残疾婴儿的到来激发了他体内潜藏着的纯洁与人性的源泉。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总是那些残疾人、病人、不幸者在您的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试验人性的正直与邪恶的限度，为了让那些正常的人记住他们同样拥有的畸形与隐秘的伟大。尤为重要的，是为了撕破包裹他们的自私的外皮，向他们展示温柔与爱情。这种关系在您的小说中被您以古典的技巧适度地加以描绘与调配，而不致陷入过分恐怖或多愁善感。《一个疗救的家庭》描述的是您的儿子光的故事，他凭借音乐战胜了疾病带给他的隔绝，正是书中的羞耻感为文章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从而引人入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那位美国黑人飞行员的身上，他在一座偏僻的村庄被俘，孩子们跟他玩耍直到战争的残酷露出狰狞的面目，孩子们的眼睛朝成人世界的现实打开，他们的纯真被夺走了。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篇成功的小说竟出自一位刚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之手。
在我们将要揭幕的第三个千禧年，纯真还会幸存吗？我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理由恐怕得让我们倾向于说“不”。然而，幸运的是，还有一些理由允许我们怀着希望，您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拥抱您，您的读者和朋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摘自1999年1月西班牙《国家报》吕文娜译）
 |
